1958年出生于香港，香港设计师及艺术家。靳刘高设计合伙人、香港设计及创意产业总会主席、亚洲设计连、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院士、香港知专设计学院顾问委员会主席，曾任香港设计中心董事局、香港贸易发展局原理事会成员、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学术顾问。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银质奖章获得者。2006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铜紫荆星章。

　　2022年，我和公司其他两位合伙人出了一套书，叫《两地三代创意三重奏》，我们三代设计师，横跨深港两地，共同追寻着一个创意设计梦。这是我们的故事，也是深港两地无数个设计师的故事。

　　这些设计师能成长发展起来，离不开香港和深圳为他们提供的沃土，但更重要的是深圳品牌观念的转变。

　　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中学时，我遇到一位姓叶的美术老师，他不仅教西方美术史，还鼓励我们进行创作。我对文化艺术的兴趣，便在一次次的创作中被激发出来。

　　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正处于创意产业和文化艺术的爆发期，香港新水墨运动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各大高校纷纷成立设计学院、更别说还有多种类型的展览、书籍等。文化学者陈冠中曾统计，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有近300种杂志刊物。也是那时起，我养成了看展览、阅读杂志的习惯。

　　当时的杂志经常介绍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作品，尤其是他设计的海报和邮票，极具传统文化色彩。我对中国文化的最初印象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华山论剑、武林大会、大漠风光等等，阅读时，这些文字会在我脑海中幻化成一幕幕场景，印在心中。当看到靳埭强老师将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生动地融入现代设计，我深深被触动，也让后坚定地选择了设计这个专业。

　　在香港理工大学读书时，我曾碰到过靳埭强老师，当时他在我们学校教夜校课程。在大会堂高座展览厅，我们擦肩而过，他戴着眼镜，背着一个帆布袋，仔细看了看，居然和我的袋子一模一样。我十分惊喜，但又不太好意思去打招呼。此后，我经常关注靳埭强的作品，并尝试理解和学习。毕业后，在我的老师、著名雕塑家张义的引荐下，我终于与靳埭强老师正式见面。

　　当时，靳埭强已经创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一番面谈后，他对我印象不错，就把我招进公司做设计师，没多久，我就升到了主任设计师。

　　靳埭强和我志同道合，特别是在“怎么将中国文化应用于现代设计”“如何将中国文化转化为国际语言”等问题上有许多共识。那8年里，我们合作过许多精彩的项目，也在交流中碰撞出许多新颖的思想火花。

　　1986年，他让我担任公司的合伙人。我们共同发展公司，继续推动中国文化与现代设计的融合，公司名字也从原来的“靳埭强设计公司”更名为“靳与刘设计顾问公司”。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就去过深圳。当时深圳年画、宣传画类的海报特别流行，每年都会推出许多样式。那时候的内地，年画和宣传画是宣传社会科学、教育、文化等各种思想的重要媒介，不少著名画家都参与了创作。

　　我记得当时罗湖有一家卖书画的店，一过关，我们就直奔这家店，进去后，一待就是一下午。那些年画海报印刷精美，价格也相当便宜，每张只需约两块钱港币，每次我们都会淘一大堆带回香港。那时，许多深圳人都会去香港买港货带回来，只有我们是反过来，去深圳“进货”。

　　由于香港的居住空间较小，我很少将这些年画海报挂在墙上，只能将它们一一收起，时不时拿出来欣赏和学习。对于我们学设计的来说，这些海报不仅是艺术品，也是极具创意和历史价值的参考素材。

　　改革开放之后，深圳逐渐成为不同产业的聚集地，其中一个就是印刷业。印刷业的蓬勃发展，为设计师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不少设计师从全国各地来深圳，寻求一方天地。

　　上世纪90年代，有一位年轻的设计师叫韩家英，他从西安到深圳做设计。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他带了一大叠自己设计的海报，专程来香港与靳埭强交流。那时我也在场，他和我年纪相仿，但设计水平已经非常高了。我们给的建议不多，主要是关于他不太熟悉的英语排版和字体设计。后来，我一直关注韩家英的作品，发现他改进了很多细节，设计出来的作品近乎完美。

　　这些设计师能成长和发展起来，离不开深圳为他们提供的沃土，但更重要的是深圳品牌观念的转变及香港近距离的影响。

　　几十年前，深圳工人踩着缝纫机为全世界生产贴牌服装；几十年后，深圳的服装行业涌现出许多自有品牌。我们接触过一千多个深圳的服装品牌，大部分对设计都非常重视。其中深圳某个自创品牌不仅购买了我们的高端设计服务，还坚持找全球最好的室内设计师来设计他们的店铺，支付的设计费甚至比一些大品牌还要高。他们对设计的认知和投入让我看到深圳品牌的潜力与雄心，也对深圳设计行业充满了信心。

　　于是，我们2013年在深圳设立了分公司，由第三代合伙人高少康负责，并取名为“靳刘高设计（深圳）有限公司”，正式开始了我们在深圳的业务拓展。

　　深港设计双年展每两年办一次，在深港两地交替举行。这种轮流举办的模式让双方设计师和品牌有更多合作机会，而不是各自为阵。

　　随着我们对深圳设计行业的深入了解，尤其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后，香港与深圳的设计行业交流日益频繁。我们发现，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如果要持续发展，就必须与深圳合作。

　　我们开始来深圳参加活动，与深圳的交流也更加深入。2012年，深港文化创意论坛在深圳举行，作为香港设计总会秘书长，我受邀参加此次论坛。在论坛上，我首次提出了“设计双城”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是将深圳和香港的设计力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设计平台。深圳与香港的体制、文化背景、产业发展各有不同，但正是这种差异能够形成强大的互补效应，帮助彼此发展出媲美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设计行业。

　　“设计双城”这个概念得到了深圳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2015年，“设计双城”的概念落地，我代表香港设计总会，与时任深圳市设计之都推广促进会秘书长徐挺签署了《深港设计策动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成立“深港设计策动合作委员会”，制定发展策略和实施步骤，并从创新人才、设备、项目资源等方面进行交流和共享，打造香港和深圳的“设计双城”。

　　2017年，在深港两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设计总会跟深圳前海等单位签约成立了前海深港设计创意产业园，叫“二元桥”。二元桥意味着两地多元合作的桥梁，帮助香港的设计界跟深圳合作，打造大湾区的创意文化。

　　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深圳市相关领导都出席了二元桥项目启动仪式。林郑月娥表示，港深两地在创意设计产业领域有巨大合作潜力，相信在两地政府和业界的努力推动下，深圳和香港将会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设计双城”爱游戏app。

　　这让我很受鼓舞，我相信这个理念会为深圳和香港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我们还在前海设立了一个平台，帮助香港的设计师和品牌来深圳拓展业务。虽然后来平台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但我们已经成功帮助30多家香港的品牌设计公司在前海注册，这些公司通过我们的平台与深圳合作，项目也得到了深圳市的大力支持。

　　近几年，我们举办了许多与“设计双城”相关的活动，如深港设计双年展、深港设计双城：文化创意产业论坛、深港线上资源平台Desigh Hub等。

　　深港设计双年展每两年办一次，在深港两地交替举行。这种轮流举办的模式让双方设计师和品牌有更多合作机会，而不是各自为阵。

　　自从2014年，多届深港设计双年展在深港举办。第一届在深圳，我们邀请了400多名设计师，40余家设计机构和院校一起参与其中。整个活动由八大设计展览和八大公众活动多元化构成，欢乐海岸、前海等地方布满了各种设计创意作品。

　　在第一届深港设计双年展上，我们还组织了十个设计师和品牌合作，生产出一批样品，在展览上售卖。当时这批样品很受欢迎，许多人都来购买。

　　2016年，第二届深港设计双年展搬到了香港元创方。这次，我们不局限于设计展览，还融入了大型时装与时尚展览，进一步提升双年展的影响力。

　　因为第一届的文创产品非常受欢迎，在第二届，我们推动一些设计师与品牌方合作，设计出真正进入市场销售的产品。比如香港一位年轻设计师与内地著名文具品牌合作，推出笔和记事簿，后来还发展出了副品牌。像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许多香港设计师也因此能从小小的画室走出，真正迈入市场。

　　南头古城的品牌打造固然重要，但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座古城，将深港同源的故事讲述给更多人听，也让深港文化在这里得到交流和融合。

　　2020年，深圳南头古城相关方面找到我，希望我能为他们担任文化顾问。当时南头古城刚开始改造，他们需要一个了解香港文化的人给予一些建议。

　　南头古城有着1700多年历史，曾是深港地区的、军事和经济中心，是岭南重镇和深港发展源头，更是传统文化的见证之所。随着深圳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古城蜷缩于摩天大楼之中，形成了“城中村，村中城”的复杂格局。

　　这个项目的意义不仅仅是旧城改造，还代表着追溯深港历史文化。担任南头古城文化顾问后，我做了不少工作，让香港的艺术、文化和思想“走”进这座古城。

　　近几年，我利用人脉资源，联系了不少香港的设计师，帮助他们在南头古城办展览。同时，我和香港文联合作，策划相关文化活动，并组织香港的艺术家来南头古城参观。我们甚至在南头古城里开了一家专门售卖香港文创产品的专卖店，让香港艺术家的作品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还有些香港艺术家直接住进了南头古城，对这座古城进行艺术创作。比如香港跨媒体摄影艺术家宋为弄，她在南头古城选取较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通过拍摄小细节，将照片重新拼砌成一个立体三维空间。

　　南头古城的品牌打造固然重要，但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座古城，将深港同源的故事讲述给更多人听，也让深港文化在这里得到交流和融合。

　　除了南头古城，我还参与了中英街的项目规划。中英街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条街，一边是香港，一边是深圳，真正体现了“一国两制”。

　　中英街一度繁华至极，在上世纪十年代，许多深圳人甚至内地人都在这里买港货，感受香港的气息。但随着深港两地的交流发展，中英街人流变少，曾经的属性也发生了变化。近几年，这条百年老街开始改造。

　　2022年，我加入进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中英街的发展提出建议，并探讨未来如何通过文化项目促进深港之间的深入交流。同时，我们深圳分公司也参与了中英街形象的设计。

　　中英街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街巷、商铺、建筑等进行翻新改造，打造商业零售和潮流娱乐标杆。

　　目前，这部分区域已经开放并投入使用，下一阶段我们在等待文化设施的落成，比如博物馆、非遗文化体验剧场、文化交流客厅等。

　　届时我们计划引入香港的文化团体和机构，开展深入的文化交流项目。这些项目不仅限于文创产品，还包括表演艺术、展览，甚至是艺术家驻留计划等。

　　我们现在的规划都是基于中英街深圳部分。对于中英街香港区域爱游戏全站，我们曾构思将其发展成文旅项目，内地游客能从深圳中英街过关来香港沙头角。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就是游客过了关后，能从沙头角的码头上船前往西贡或香港的小岛进行游玩。

　　这一计划虽然美好，但香港的沙头角区域目前仍是禁区，因此在讨论如何规划和发展这一部分时，首先需要解决关口问题。希望未来我们能看到大家从中英街过关，看山脉相连，吹徐徐海风，坐着小船慢慢驶向香港。

　　从早年的平面设计，到后来的室内设计、工业设计、服装设计等，深圳的设计行业不断发展与壮大，如今，深圳已经有30多家设计上市企业，设计师人数更是超过22万人。

　　然而，深圳设计行业的硬件发展速度显著超过了软件的提升。近年来，深圳市政府大力推动文化建设，并推出“新时代重大文化设施”，其中包括我非常关注的深圳湾文化广场。深圳湾文化广场分为北馆和南馆，北馆为深圳创意设计馆，南馆为深圳科技生活馆。深圳湾文化广场2025年建成后，将成为科技与设计融合创新的示范地和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文化高地。

　　这些硬件设施非常强大，但如何填满这样庞大的空间是一个挑战。不过，这也是一个机会，尤其是对香港而言。香港面积有限，但资源丰富，与深圳合作可以更好地消化这些资源，形成双赢的局面。

　　我始终认为，深港合作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两地的资源互补，如果能够充分配合，完全可以打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设计名片。

　　从2008年至今，我们一直在探索有益的深港合作方式。我们希望两地政府能主导合作，制定明确的政策和资源分配机制，建立清晰的合作框架。这不仅能够解决过去合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也将更有效地推动两地设计行业合作走向纵深。

　　“椅子”一直是我设计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早在1994年的香港市政局户外雕塑设计比赛中，我就利用人型和椅子创作了第一件大型的户外雕塑《位置的寻求》，以表达当时香港人对地位追求的疯狂。

　　在深圳，我也做过一件大型公共艺术作品，就是在东海花园的四把椅子。这四把椅子面对面围成一个圈，彼此连接着，寓意大家紧密相连的沟通与交流。椅子方方正正，每一把都是用混凝土制成。有时候深圳的朋友会特意带孩子去玩，椅子离地面有些高度，小孩爬上去坐在上面，朋友拍了照片发给我，说：“我看到你的设计了”。我问他，不怕危险吗？他笑着说一点都不怕，孩子玩得很欢。

　　2022年，我和公司其他两位合伙人出了一套书，叫《两地三代创意三重奏》，我们三代设计师，横跨深港两地，共同追寻着一个创意设计梦。这是我们的故事，也是深港两地无数个设计师的故事。